那阵风来得突然,楼顶晾衣绳上刚挂上去的床单被吹得鼓胀起来,一角挣脱了夹子,在半空里翻卷。我站在楼下抬头看,忽然觉得那床单像极了出发前夜摊在床上的地图,边角翘着,等着被折叠进背包。旅行往往就是这么开始的,一个念头被风吹起来,你伸手去够,够到了就上路。我那次出门是因为阳台上养了三年的绿萝枯了,枯得挺彻底,连根都软了。我把空花盆搁在楼顶角落,转身买了张去往南方的火车票。没有计划,只想去个能穿短袖的地方。
火车晃了十四个小时,对面铺位的大爷一路嗑瓜子,瓜子壳落在小桌板上堆成小山。他问我去哪儿,我说不知道,坐到终点站再说。他乐了,说年轻人真敢。其实我兜里就揣了八百块钱,手机里存着两个沙发客的地址。夜里过隧道时车窗映出车厢里的白炽灯,一节一节往后跑,像一串没拧紧的灯泡在黑暗里滚。我忽然想起楼顶那床单,不知道它最后是掉在地上还是被人收走了。这种没头没尾的牵挂,在旅途中经常冒出来,细碎,但挠人。
到了终点站是个小城,出站口有卖甘蔗汁的,五块钱一杯,榨汁的机器嗡嗡响。我按地址找到第一个沙发客家,是个养了四只猫的姑娘,客厅堆满旧书和猫抓板。她给我煮了碗面,卧了个荷包蛋,说沙发随便睡,走的时候把床单洗了就行。第二天她上班去了,我坐在她家阳台上看楼下菜市场,卖菜的大妈用方言吆喝,我听不懂,但觉得音节起伏像唱歌。下午我自己去逛了老城区,石板路被磨得发亮,巷子窄得只能过一辆电动车。有个老头在门口修皮鞋,锤子敲得叮叮响,我站旁边看了十分钟,他抬头冲我笑笑,递了张小凳子。
后来我又去了第二个沙发客家,这次是个弹吉他的男生,晚上他在酒吧驻唱,我跟着去听。酒吧里人不多,他唱了首我没听过的民谣,歌词里提到北方的雪和南方的河。散场后我们蹲在路边吃烤串,他说他每年攒两个月钱就出门走一趟,走累了回来接着唱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攒够了再走,他说攒够了就不想动了。这话我记到现在。那些天我白天瞎逛,晚上回去记两笔流水账,字写得歪歪扭扭,像喝多了的蚂蚁在纸上爬。
回程的火车上我旁边坐了个抱小孩的妇女,小孩一直哭,她怎么哄都不行。我翻包找出一颗糖递过去,小孩接了,哭声小了。妇女冲我点点头,说谢谢,声音哑哑的。我忽然觉得这趟出门好像没干什么正事,没去景点,没拍几张照片,连那床单最后去了哪儿都不知道。但火车哐当哐当响着,窗外的田和树往后倒,我靠着椅背迷迷糊糊睡着了,睡得很沉,连梦都没做。
到家那天上楼顶收别的衣服,发现晾衣绳上夹着个空夹子,孤零零的。床单早没影了。我把夹子取下来揣进口袋,下楼开门,屋里还是走之前的样子,绿萝的空盆还在阳台上搁着。我倒了杯水喝,坐在沙发上发呆,过了会儿起身去花市买了盆新的绿萝,比原来那盆小一圈。卖花的人说这品种好养,十天半月浇次水就行。我把它搁在原来那个位置,心想下次出远门之前,得先找个人帮忙浇花。













